《三国演义》创作方法新释
《三国演义》创作方法新释
王海洋
一
作为“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长期以来以其历史史实与传奇故事相结合的方式独展其特有艺术魅力，深受历代读者称赏，以至于此书一出，“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南北宋》诸刻，其浩翰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①并由此促成了我国历史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局面。但是，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史实与现实的关系这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向来众说纷纭，聚讼不已。这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由于不同时代的隔阂就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一件艺术作品，应该怎样表现所写地方的外在方面，例如风俗人情、宗教、政治、社会道德各方面的情况呢？换句话说，艺术家应该忘去他自己的时代，眼里只看到过去时代及其实在情况，使他的作品成为过去时代的一幅忠实图画呢？还是他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要只注意到他自己的民族和时代，按照符合他自己的时代特点的观点去创作他的作品呢？”②的确，在苍茫遥远的历史和鲜活逼真的现实之间，如何恰切地衡量与把握两者的本真和联系，这是系扣在历史小说创作家面前的一个硬结。具体到小说《三国演义》的评论史也是这样。早期的论者观点可以庸愚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为代表：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
此段宣言表面是在论史，实际所谈就是历史小说，庸愚子的观点究其实则就是传统的“良史”观，把小说当成纯历史看，即认为历史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通过对客观史实的描述和历史人物的褒贬，反映社会治乱兴衰的若干规律，总结有关的历史经验，使后世有一定鉴戒，即所谓“昭往昔”、“载政事”、“观人才”、“知邦家”是也。解弢在《小说话》中竟至于提出历史小说应“摭拾轶闻，以纠正史之失实，以补正史之遗漏”.这种“史鉴”观实是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素重历史的传统相联系的。重史、信史的传统影响到了对历史小说的评判、赏析，当然不可能对之作出科学的评价。而另一派的历史小说论者从相反的一面出发，强调艺术虚构的重要。如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言中就批评“悉遵正史”的观点，提出了“贵幻”的主张。袁于令认为，创作历史小说可以据史书而“什之七皆史所未备者”,为了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可以超出通常的生活“情理”,“顾中有慷慨里耳而不必谐于情，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如此着重于艺术虚构的重要性，几乎到了让人怀疑其否定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程度，这又显然过犹不及，很难得到小说界人士的赞同。新时期以来，学界又常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观点来解释总结历史小说创作的特色，但此种说法也受到尖锐的挑战。最主要的症结在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如何相统一，其各自在作品中占多大成份，是“七实三虚”,抑或是“三实七虚”?历史小说如何反映现实社会的精神？这类问题深深困扰着历史小说的创作界和理论界。而从历史的存在出发来阐释、理解一切的现代阐释学批评给这个难题的解决带来了一线智光。
二
按照阐释学理论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并非一种纯客观的事件，也非纯主观的意识，而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交融和结合。历史既包括着过去发生过的实事本身，即所谓历史的真实，又包括着解释者（或论者）对这种历史事实的理解。因为所有一切对历史事件、史实的记载、复述都包括着记载、复述者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实际呈现出来的“历史”都是包含着某些论述、解释者自身的理解在内的历史。这类论述、解释者的理解因素（在特定的意义上就是“历史的真实”）对解释历史者所产生的“效果”,就是阐释学学者所称的“效果历史”.因在阐释学概念中，历史作为这种“效果历史”就是经过阐释的历史，是客观历史事件与阐释者理解的互渗互融。因为真正的历史是以往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存在演变的总和，是过去时代的民情、风俗习惯、思维过程、情感生活等的组合，是一种鲜活的流动融合体，而过往的历史本身并不能说话，更不可能把自身流动的过程向后人再重新演示一遍；那么后人对历史的记述和理解就必然要运用他的思想、智慧、情感，甚至想象判断的能力，以他自己的时代精神物质水平对历史进行论述和理解。我国古代史籍名著《左传》和《史记》向来被认为是记史完整、事核理直的作品并以此享誉史界。但其中所记述的是否就是历史原貌，尚可怀疑。左丘明和司马迁的记述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他们自己的一些主观臆想，寄寓了自己情感、理智的褒贬态度。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对此现象多有指明：“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又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在对《史记？项羽本记》中“项王垓下悲歌”的评析时引清人言论又指出“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正像阐释学者德国的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一种关系，在此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③在记史者的笔下，既有着历史与现实之间断裂的鸿沟，也有着内在的意蕴关联。
按照上述阐释学的历史概念来分析，历史小说就是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历史作出的一种解释和理解。由此，历史小说创作的主旨既不在于怎样完全忠实地描述历史事实的原貌，也不在于怎样运用敷色着彩的艺术手段。关键在于作家如何对有关历史作出丰富的生动的、科学的深刻而有个性的阐释上。古今中外众多的历史文艺作品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是这样。莎翁的《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等剧作一般取材于十三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的英国史实，但所显出的却是鲜明的十六世纪才有的人文主义政治历史观点：反对封建诸侯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反映了莎翁个人对他所见那个时代的阐释，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再如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描写的是约两千年前古罗马的一次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奴隶起义，作品既真实地再现了起义的全过程，热情歌颂了以斯巴达克为首的奴隶们的反抗精神，同时也寄含了不少具有鲜明资本主义时代色彩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这部小说实可算是对这场起义的乔万尼奥里式的解释。《三国演义》这部历史演义小说名作也是这样。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以史学著作《三国志》为主要蓝本加以敷演缀合而成。它所描写的主要事件、人物基本准确、详实。但这并不等于说小说《三国演义》所叙史实就信实、可靠。甚至连“七实三虚”的论断都未必尽然符合实际。有学者曾经指出，这部名著在写作上实具有其浓郁的传奇成分，对照《三国志》史实，其在情节上进行了大量的虚化、改造。具体方式有：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怒鞭督邮”的主角原是刘备而非张飞，斩华雄的是孙坚而非关羽；二、本末倒置，改变史实。如“义释张辽”,史实中张辽是主动“将其众降”的，小说改为被俘后不屈，由刘、关说情，曹操将之义释；三、于史无征，纯属虚构。这类情节颇多。如舌战群儒，柴桑吊孝，火烧上方谷，义释华容道等；四、添枝加叶，踵事增华。如关羽降曹和三顾茅庐故事在史籍中只寥寥数语，但小说却增饰出很多丰富曲折的细节。④小说中对战事的描写向为人称道，但统观其中大大小小的各种征战杀伐的描绘也都并非与历史真貌相符，而是充满虚拟夸张的艺术意味。其具体方式有三：一是对搏杀动作进行夸张性描绘；二是注重表现战斗动作的逆反性；三是着力突出交战动作的滑稽性。此外作品还利用性格的反差，情境的反差，甚至喜剧性戏剧手法来表现战争。⑤如此众多繁复的史实虚构和虚拟却并没影响小说的历史感与真实性，相反使人产生“疑其为真”的惊人艺术效果。究其因并不在于小说所刻绘的情节人物等与史实的相符程度，而在于小说所写的三国时代具有现实生命的气息，把握住了三国时代政治、军事等历史的本质方面。作者罗贯中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小说家，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历史修养，而且也拥有较先进的时代进步思想意识。他站在他那个时代现实的思想制高点上，透视三国的历史，沟通两者之间的隔膜，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联结中获得了社会生活的内蕴。
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时代，战乱频仍，群雄割据。“乱世”的现实给他以深刻痛楚的感受。他的作品往往以“乱世”为题材，通过对历史上“乱世”的描写，深刻揭示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暴露封建统治者的昏庸、凶残、腐败、自私的本质，表现“乱世”中人心思安以及对明君贤臣的期待、向往。而《三国演义》无疑是其中最为生动、出色的一部。《三国演义》以其逼真的描绘，丰满的刻画，深刻地揭示出了“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因此，我们不妨认定一《三国演义》就是罗贯中对三国历史的一种独特的个人阐释。
三
近代小说家吴研人在《两晋演义》中的批语有云：
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
此语道出了历史小说写作的困难：既要有历史的真实感，又要包含生动的艺术趣味。的确，成功的历史小说创作，应既不失对历史进行阐释的本旨，又不失生动形象的艺术表现手段。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说，作品的艺术表现也是一种阐释，即审美的阐释。由以上对《三国演义》这部作品创作心理动机的实际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该小说的三层主题，也即对三国历史的审美阐释。主要有以下三大层面，现略述如下。
1、武勇智术，瑰伟动人。三国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三分自是多英俊”,小说对猛将谋士的武勇智术描写在书中占有至为突出的地位。在书中战斗场面的描写中，主要以战将为中心。作者将大部分艺术心血都倾注在那些“虎贲之土”身上，关羽的英武绝伦，世无其匹；张飞的勇猛刚烈，声震云天；赵云的文武双全，浑身是胆。他如黄忠的老而益勇，马超的雄烈过人等皆触人深刻。书中其他执坚披锐，能征惯战之将亦不下数十人。其争战的场面也写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如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百万军中救阿斗，单骑大闹长板桥……所有这些都展现了三国时代军事争战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具有一种壮怀激烈的阳刚之美。然而作者更着力突出的却是英雄人物的智术在事业成败中的作用。谋土郭嘉遗计定辽东，兵不血刃，拓境千里，坐取三袁之首，根除北方后患 孔明在蜀国面临四面敌兵夹击情况下，统密安排，“安居平五路”,解除了国之危难。书中凡用智者胜，不用智者败，“用智”已成为决胜与否的关键。曹操“腹隐机谋”又善用人，在三国初期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刘备早期因无得力谋臣。弄得东奔西窜，难以立足，而一旦拥有“智绝”的才士诸葛亮，便如鱼得水，节节胜利。就是对武将的刻画，也往往以“用智”来突出其才品的高下。关羽、赵云、张辽、甘宁等著名武将皆不同程度地拥有“善谋”的本领，即使一贯粗豪的张飞，不是也有过“长板桥故设疑障”、“计夺瓦口隘”的巧妙机谋吗？可以肯定，智谋与武勇的描述展示是构成《三国》世界绚烂多彩画面的最重要板块之一。
2、道德评判，善恶昭彰。鲜明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倾向是《三国演义》审美表现的又一大层面。它的具体展示就是“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和态度。作者对以刘备为首的蜀汉集团一方的品德和事业进行了热情赞扬和歌颂，对以曹操为首的曹魏集团则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和鞭答。刘备的笃诚宽厚、信义卓著、礼贤下土、爱护民众的优良品德使他成为封建时代美德美行的化身，而曹操的凶残暴戾、狡诈猜忌、外宽内妒、杀戳人民等丑恶品德和行径，则使他成为封建时代统治者恶德恶行的集中代表。小说“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的形成虽然有一定传统的、历史的原因，但现实的政治态度、理想、愿望则是起更重要作用的因素。罗贯中从封建社会现实的政治状况出发，根据他个人对历史的观察、理解，显示出刘蜀一方的正义性，并在具体描述中提出蜀汉“圣君贤相”、“兄弟忠义”的理想君臣关系模式；相应地对曹魏一方的君臣互忌、争斗乃至杀戳等丑恶内幕则加以深刻批判（特别是在曹操死后的魏方宫廷内部）。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思想条件等方面的制约，作者对歌颂的一方描写未免有欠真实（未能真正反映封建时代的社会本质的一面），但他的期待与展示却是真诚的、积极的。在对曹魏一方批判时，也不否认曹操一方人士的干略和才华，这就更加深了批判的力度。总之，作者对道德美的标示和道德丑的暴露起到了卓著的昭善显恶的艺术功用。
3、悲剧意蕴，警示千古。如本文前一部分所述，历史小说就是作家以小说的艺术形式对历史作出某种阐释。它的艺术魁力产生即是一种作家捕捉到的历史内蕴与当代意识相互交融的特殊效果。在作品中古代与当代（作者所处时代）历史与现实达到了充分交融，形成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哲理感。就《三国演义》的作品实际看，它呈现的深刻哲理主要就在于其笼罩全书的悲剧意蕴一蜀汉集团事业失败的悲剧。小说起始就描述东汉 末年宫廷变乱、奸佞擅权、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对和平、安定、统一的理想社会生活的想望，而作者笔下的刘蜀集团正是实现这种想望的正义代表。他们身上聚合了很多正义者的优良品德：诚信、忠勇、友爱、互助；在人才队伍上也有敌方不可比拟的优势：文有智绝的诸葛亮、庞统，武有神勇的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他们忍辱负重，艰苦卓绝，前赴后继，奋进不止，但最终结果却是“出师未捷”,事业失败，功业未竟，蜀汉被曹魏所灭。这当中诸葛亮个人的命运悲剧更是让人感叹唏嘘，一洒同情之泪。他作为中国古代“贤相”的典型，智慧、果敢、忠诚、仁德，为蜀国大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直至“秋风五丈原”,死而后已。《三国演义》的这种悲剧结局深刻地凸现了封建社会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哲理，即美好、诚实、信义不敌丑恶、奸诈、虚伪；正义与崇高不敌邪恶与卑俗；良知不敌野心，善良输于凶恶。正如黄钧先生曾指出的，这部小说实则是我们民族的雄伟历史悲剧。书的结束古风有云：“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于此《三国演义》获得了穿越时空、横贯古今的永恒哲理内蕴，引起我们无尽的共鸣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作品主题的三个层面，并非孤立地悬浮于作品内部，而是三者融合为一体。它们相互联结，互相渗透，共同铸就了《三国演义》这部伟大的历史小说。
注释：
①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
②《美学》第一卷373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③转引自朱栋霖《戏剧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版。
④参见熊笃《〈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分一文，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
⑤参见拙作《论〈三国演义〉写战的“戏”笔》，《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
原载：《江淮论坛》 1999年01期
